267-現(xiàn)代音樂

在音樂領域，“modernist”這個術語一般指出現(xiàn)在20世紀初左右的音樂語言上的重要分離，在和聲、旋律、音響效果和節(jié)奏方面的音樂觀念里創(chuàng)造出一系列新的理解的音樂語言。現(xiàn)代音樂(或稱“現(xiàn)代主義音樂”、“現(xiàn)代派音樂”modernist music)指的是19世紀末、20世紀中非傳統(tǒng)作曲技法，非功能和聲體系作為理論支撐的，用新的作曲手法、音樂理論、音樂語言創(chuàng)作的音樂。并非指20創(chuàng)作的所有音樂作品。 modernist music 專業(yè)音樂術語中，現(xiàn)代音樂(modernist music)泛指19世紀末20世紀初印象主義音樂以后，直到今天的全部專業(yè)音樂創(chuàng)作。從歷史風格的范疇而言，現(xiàn)代音樂特指20世紀中非傳統(tǒng)作曲技法，非功能和聲體系作為理論支撐的音樂作品。并非指20創(chuàng)作的所有音樂作品。不同于傳統(tǒng)音樂體系與流行音樂體系這兩種純調性音樂體系的音樂體系。逐漸形成了獨特的現(xiàn)代和聲作為理論支撐。其音樂特點為和聲結構復雜，多為調性模糊、多調性、泛調性、無調性音樂作品。 現(xiàn)代和聲簡介 十九世紀末期，大、小調體系和聲在歐美已發(fā)展到極限。進入二十世紀，許多作曲家打破了在過去二百年里建立起來的傳統(tǒng)和聲規(guī)范，積極探索新的和聲語言和創(chuàng)作手法，使和聲學進入了一個嶄新的時代。這些作曲家們使用了世界各民族的音階和人工音階，采用了不同于大、小調的各種調式。也包括泛調性、多調性、無調性音樂，及序列和聲。在和弦結構方面，打破了三度疊置的原則，采用四度疊置和二度疊置和弦，使和聲音響尖銳化、緊張化、復雜化。在和聲進行方面也更加靈活、自由。 二十世紀上半葉的音樂產生了能被闡釋的和聲實踐。在這六十年間，和聲的觀念不斷變遷，作曲家們創(chuàng)造了許多新穎的和聲方法和技術。由于各種音響構成與技術正在進行融合，豐富多彩的材料對于今天的音樂創(chuàng)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作曲家們以聽覺為引導，憑直覺進行創(chuàng)作，獲得了共同使用這些材料的經驗?，F(xiàn)代音樂的資源包括了屬于過去和現(xiàn)在的極為廣泛的素材，而可供才用的各種技巧則產生出大量富于表現(xiàn)力的成果。 代表作曲家及作品 勛伯格 《管弦樂曲五首》、《華沙幸存者》、《月光下的皮埃羅》 韋伯恩 《大管弦樂隊樂曲六首》(Six Pieces for Large Orchestra) Op.6 (1910) 斯特拉文斯基 《春之祭》《火鳥》(The Rite of Spring) (1913) 普羅科菲耶夫《第二小提琴協(xié)奏曲》《第七鋼琴奏鳴曲》 貝爾格 《沃采克》(Wozzeck) (1920) 里蓋蒂《大氣》 潘德雷斯基《廣島受難者挽歌》 現(xiàn)代音樂，也稱20世紀古典音樂，是指自1900年起至今，繼承歐洲古典音樂而來的一個音樂紀元，音樂門派繁多，風格多樣。 介紹 在此之前，現(xiàn)代音樂有兩大源流：古斯塔夫?馬勒與理察?施特勞斯的后浪漫樂派、和德布西的印象樂派。其分派下音樂種類更是繁多。 到了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更出現(xiàn)了當代音樂包括了如布列茲的序列音樂、極簡音樂，Stev Reich和Philip Glass使用簡單三音和弦，Pierre Schaeffer的具體音樂，Harry Partch、Alois Hába和其他人的微分音音樂，還有約翰?凱吉的機遇音樂。 在現(xiàn)代音樂之前，作為前繼者的歐洲古典音樂家如巴托克?貝拉、馬勒、理察?斯特勞斯、浦契尼、德布西、艾伍士、艾爾加、荀白克、拉赫瑪尼諾夫、普羅高菲夫、史特拉文斯基、肖斯塔科維奇、布瑞頓、柯普蘭、卡爾?尼爾森等人。當時古典音樂也和爵士樂相互影響，有音樂家能同時在兩個領域作曲者如蓋希文及伯恩斯坦。 現(xiàn)代音樂一個極重要的特點是開始有所謂傳統(tǒng)及前衛(wèi)之分別，它們的音樂原則在一方占極其重要性者，在另一方往往不是那么重要或不被接受。例如魏本、卡特、瓦雷茲、米爾頓?巴比特等人對前衛(wèi)領域有重要貢獻，但是，在此領域外就常常被攻擊。隨著時間，前衛(wèi)的概念已經逐漸的被接受，兩個領域彼此之間的分野不再那么壁壘分明，并且出人意表的，這些開拓性的技巧常常被流行音樂所引用：Beatles、平克?佛洛伊德、邁克歐?菲爾德、超脫樂團、電臺司令等等耳熟能詳的歌星，還有許多電影使用的配樂。 必須注意的是，這篇文章僅僅提領出二十世紀音樂的大綱，所提到的音樂家在一個方面做出貢獻，并不代表他只在該領域發(fā)揮。例如史特拉汶斯基在他作曲家生涯的不同時期，他同時被認為是浪漫樂派、新古典主義、以及序列音樂的成員。 二十世紀的經濟和社會型態(tài)對音樂也有重大的影響力，世界在工業(yè)化時代有了逐漸進步的錄音和回放設備，從錄音帶到CD到DVD，有了廣播和電視，以及整個資本主義脈絡的內嵌。十九世紀的人大多自己創(chuàng)作音樂，或者在音樂會上聽到音樂。 著名二十世紀“傳統(tǒng)”的古典音樂作曲家 其中分為浪漫主義和印象/神秘主義兩類，后者是前衛(wèi)的現(xiàn)代音樂的先驅。 新浪漫樂派作曲家 理察?施特勞斯（Richard Georg Strauss) 塞繆爾?巴伯（Samuel Barber） 倫納德?伯恩斯坦（Leonard Bernstein） 阿隆?科普蘭（Aaron Copland） 約翰?科利里亞諾（John Corigliano） 喬治?蓋希文 (Geogre Gershwin) 亨里克?戈雷斯基（Henryk Górecki） 霍華德?漢森（Howard Hanson） 羅伊?哈里斯（Roy Harris） 霍夫哈奈斯（Alan Hovhaness） 古斯塔夫?霍爾斯特（Gustav Holst） 阿拉姆?哈恰圖良（Aram Khachaturian） 科林?麥菲（Colin McPhee） 西貝流士（Jean Sibelius） 二十世紀前期的印象樂派作曲家 德布西(Achille-Claude Debussy) 拉威爾（Maurice Ravel) 奧托里諾?雷斯庇基（Ottorino Respighi) 米約（Darius Milhaud） 莉莉?布朗熱（Lili Boulanger） 普契尼（Giacomo Antonio Domenico Michele Secondo María Puccini) 拉赫曼尼諾夫（Sergei Rachmaninoff） 雷夫?佛漢?威廉斯（Ralph Vaughan Williams） 史克里亞賓(Alexander Nikolayevich Scriabin) 格羅菲(Ferde Grofé) 現(xiàn)代性的 許多種音樂都被賦予所謂現(xiàn)代性的名詞，但即使如此它們之間常有非常大的差異。會如此的原因，在于認為二十世紀這一段時間，世界上有極大的改變，有著全新的社會和活動的意義。而所謂藝術也應該接受這樣全新的基礎，也就是一種新的美學?，F(xiàn)代性擷取十九世紀的進取精神、對于嚴謹態(tài)度和技巧進步的慎重，然而把藝術從十九世紀的規(guī)則和形式釋放出來。取一個例子來說，建筑師弗蘭克?勞埃德?賴特以工具來制圖，并非他無法使用徒手制圖，而是他認為“機器是未來，所以我想用機器造美”。在二十世紀流行的各式音樂運動，包括新古典主義、序列主義、實驗主義、概念主義（Conceptualism）都可以追溯至此概念。 第二維也納樂派：無調性音樂和序列音樂 荀白克是二十世紀一個重要的人物。他的早期作品屬于后浪漫風格，被華格納和馬勒所影響，但稍后他放棄了這一整個路徑，改而寫作無調性的音樂——這種作曲法被認為他的首創(chuàng)。他發(fā)明了十二音列作曲法，企圖取代傳統(tǒng)的調性系統(tǒng)。他的學生，魏本和貝爾格更進一步擴展了這一理論，并且在應用上也有所成就。因而他們三位被稱為荀白克三人組，或第二維也納樂派。如同名字暗示的，這種新音樂意欲達致如同古典的維也納樂派的影響力，如同海頓、莫扎特和貝多芬一樣。 荀白克的音樂和他的追隨者在當時遭受極大的質疑，到現(xiàn)今也仍是如此。聽眾們發(fā)現(xiàn)他的音樂難以捉摸，并且毫無旋律感。盡管如此，像月下小丑（或月宮小丑，Pierrot Lunaire）此般的樂曲仍然持續(xù)的被演奏和研究，與其相襯，許多當代的接受度較高的樂曲反而被人們遺忘。造成此一結果的原因是，這一由他領進的理論影響力之巨大，即使創(chuàng)作調性音樂的作曲家們也莫不被影響。許多作曲家在此之后就不再依靠傳統(tǒng)調性系統(tǒng)來寫作音樂。 十二音列的技巧也被其他的作曲家所改變，為了控制音樂的其他層面，而非原本意圖的控制音高，例如音符的強弱或是起奏的方法，藉以創(chuàng)造完全序列化的音樂。米爾頓?巴比特便據此創(chuàng)造了自己的時序系統(tǒng)，使得每個音符的起奏點之間的時間距離也呈現(xiàn)序列的關系。魏本的“pointillistic”風格使樂曲中的每個個別的聲音都具備結構的重要性，這個風格影響了二戰(zhàn)后的作曲家如布列茲和史托克豪森（Karlheinz Stockhausen）。諷刺的是，在多年無人問津之后，十二音列作曲法一度在50-60年代的歐洲被奉為圭臬，然后之后又回到了低潮。不論新舊作曲家們又使用了調性系統(tǒng)，這一方面的音樂家們形成了后來的新古典主義、浪漫音樂、或簡約音樂潮流。史特拉汶斯基在年輕時曾在林姆斯基-高沙可夫門下學習，后來變成現(xiàn)代樂派、然后是新古典主義派、在最后荀白克死后成為序列主義派。 不和諧音和實驗主義 在二十世紀早期的現(xiàn)代作曲家如安太爾和其他人作出了驚駭眾人的作品，因為他們的作品都展現(xiàn)了對音樂傳統(tǒng)的漠不重視或者諷刺性的浮夸態(tài)度。艾伍士就曾引用流行音樂，經常使用多重調性的音樂，而其結果是極端的不協(xié)調，并且旋律看起來有著幾乎不可能被演奏的復雜性。亨利?考埃爾在演出自己的鋼琴獨奏樂曲時，是同時在鋼琴內部彈撥琴弦，并且同時敲擊琴鍵，或者使用他的手臂或樂譜來演奏tone cluster。瓦雷茲也寫作高度不協(xié)調的樂曲，使用不尋常的響度（sonority）和未來主義式的名稱；他同時夢想著能夠使用電子器材創(chuàng)作音樂。查爾斯?西格（Charles Seeger）清楚的闡述不和諧對位法的概念，這個技巧后來被卡爾?拉格爾斯（Carl Ruggles）、露絲?克勞佛-西格（Ruth Crawford-Seeger）和其他等人使用。史特拉汶斯基和狄亞基列夫因為他們的作品“春之祭”加以尼金斯基的舞蹈，引致了一場暴動而逃離。大流士?米堯（Darius Milhaud）和亨德米特（Paul Hindemith）探索了多調性音樂的領域。羅旦（Amadeo Roldán） 特地設計了敲擊音樂的合奏嵌入于傳統(tǒng)的作曲技巧中，這個想法立刻被瓦雷茲和其他人所仿效。魏爾（Kurt Weill）基礎于德國歌舞廳音樂的特質寫作了膾炙人口的“三便士歌劇”。 在前衛(wèi)領域的現(xiàn)代作曲家，他們經常寫作無調性音樂、有時探索十二音列作曲法、使用大量的不和諧和聲、引用或模仿流行音樂、或者甚至由觀眾來激發(fā)他們作曲的靈感。 新古典主義 新古典主義在音樂史上指的是二十世紀，一個回歸“普工實用”和聲技巧的音樂運動，它混和了許多不協(xié)和以及新式節(jié)奏的概念，作為和古典主義的區(qū)分。史特拉汶斯基、亨德密特（Paul Hindemith）、普羅高菲夫、巴托克?貝拉等等一些人經常被當作這個潮流中重要的成員，另外，尚有多產作曲家米堯（Darius Milhaud）和同時期的浦朗克（Francis Poulenc）。 新古典主義與藝術上回歸理性模型的潮流是同時發(fā)生的，可以視為對于一次大戰(zhàn)的回應。這樣一種較為小型、簡化而有秩序的取向，被認為是對于過度激動而疲乏的感性主義的回應。而當時的經濟狀況也驅使作曲家們走向小型合奏的規(guī)模，因而這種“do more with less”的尋求得到了具體的實踐。史特拉汶斯基的大兵的故事（L'Histoire du Soldat）、頓巴敦橡園協(xié)奏曲、管樂交響曲、C大調交響曲都是例子。他的新古典主義音樂在浪子的歷程一部歌劇中達到頂點，該劇劇本由現(xiàn)代主義詩人W.H.Auden所寫。 史特拉汶斯基在這一領域中的競爭者是德國作曲家亨德密特。他混和了尖銳了不協(xié)和音、復調性和free ranging chromaticism into a style which was "useful"。他用這種方法同時寫作室內樂和管弦樂，最有名的例子大概是畫家馬蒂斯交響曲（Mathis der Maler），而室內作品如法國號奏鳴曲。 新古典主義在美國受到歡迎，娜迪亞?布朗熱（Nadia Boulanger）一派的音樂家基于他們對史特拉汶斯基的理解，散布了各式各樣的概念。他們的學生，艾略特?卡特、柯普蘭、羅伊?哈里斯、米堯、皮亞佐拉（Astor Piazzolla）和維吉爾?湯姆森（Virgil Thomson），都曾一度是新古典主義的作曲者。 新古典主義最易辨別的特征是使用三全音作為穩(wěn)定音程的旋律，色彩性的在固定音型中加上不協(xié)和音和塊狀和聲，以及自由混合的多重節(jié)奏（polyrhythm）。新古典主義迅速的贏得了許多聽眾，那些反對無調性音樂作為“真正”現(xiàn)代音樂的人，更加支持這個潮流。 新國民樂派 某些現(xiàn)代派作曲家使用了一些民族音樂來增加音樂中的節(jié)奏性以及和聲變異性。例如: 在歐陸，匈牙利音樂家巴托克?貝拉和高大宜，和鄰國捷克音樂家楊納杰克，都研究了他們國家中的民歌音樂，然后使用之于他們自己的作品之中。 在美洲，巴西的海托爾?維拉-羅伯斯和美國的查理斯?艾伍士，則發(fā)揮了源于匈牙利的李斯特的復調性音樂。他們和而鄰近墨西哥的夏威士都在創(chuàng)新音樂風格的同時，仍有使用部分美洲原住民的民族音樂和歐裔或非裔國民的傳統(tǒng)音樂片段。 英國的佛漢-威廉斯雖然常被歸為印象樂派作曲家，但公眾對其認識卻多來自其英國民間音樂改編的古典樂作品，如<綠袖子幻想曲>和<英國民歌組曲>。 后現(xiàn)代音樂 誕生 后現(xiàn)代主義可以說成是對現(xiàn)代主義的一種回應。后者斷言人類活動的產物（特別是透過機巧來制造或創(chuàng)造的）是技藝本身的中心主題。而藝術的作用乃是在于引起人們對于物體的沉思，一位作曲評論家Steve Hicken如是說。這個現(xiàn)代主義原則看起來可回溯至杜象的達達主義、具象音樂樂派、以及由Edgard Varèse和其他人發(fā)起的實驗電子音樂。然而，后現(xiàn)代主義的觀點是，人存在的主要形式是，個體涵蓋在所有人的產物之中。 John Cage是二十世紀音樂一個卓越的指標，他的影響力隨著年歲穩(wěn)定的成長，并且被許多人認為是后現(xiàn)代音樂的創(chuàng)辦者之一。Cage在他的樂曲之中表現(xiàn)質疑音樂的根本定義，強調所有“聲音”都必然會是音樂的觀點。在“slient(4:33)”一曲中，Cage展示了他的概念，即非意圖的聲音和樂器的聲音同樣，符合音樂的合法性。他亦引目地使用了即興音樂與“制造的聲音”，為了镕鑄一種新的有趣而不同的音樂類型。他的音樂無疑反映了他的想法：沒有“音樂”或是“噪音”，只有“聲音”，聲音的組合即可成為音樂性的事件。而非強調任何關于思想注意力或者限制音樂成為必然藝術的思想。 然而Cage由于方法上的差異，被一些人認為是前衛(wèi)的。由于這個理由，許多人認為他的音樂不具吸引力。有趣的是，似是與Cage的“非決定論”對立的“過度決定論”序列音樂家，也同樣生產音效上差不多效果的音樂，許多序列音樂家如布列茲和史托克豪森也同樣使用即興的程序。麥可?尼曼主張，在實驗主義的音樂這一體系中，簡約主義即同時是序列主義和非決定論兩者的反動，而兩者也是簡約主義的資助者，而成為一種辯證關系。 后現(xiàn)代主義的思想在音樂和繪畫上的發(fā)生具有相似的情境。一方面，對于機械論式的詮釋喜好逐漸降低，現(xiàn)代主義的手段被棄置；取而代之的是個人主義化的風格和實驗主義。但是，后現(xiàn)代主義拒絕了解釋性的立場：the need to be "in" on the joke as it were。相反地，他們采取大眾的眼光，成為他們的美學指導。在此運動中首先與現(xiàn)代主義明顯切斷，采取Cage給予的靈感并且強調聲音層次的樂派是簡約音樂。 極簡主義 Minimalism 二十世紀后期，許多作曲家開始探索現(xiàn)在稱作“極簡音樂”的領域。這個類型最精確的定義，常常是針對于音樂行進方面的指涉：許多樂段經常重復并且層次有序的排列起來，借此技巧制造整體性的音效。早期的例子包括Terry Riley的“In C”和Steve Reich的“Drumming”。Riley經常因為“In C”這部作品被視為“極簡音樂之父”，這部作品是由許多旋律的小節(jié)組成，并且由演奏者依照自己喜好的速度來演奏。這群先鋒音樂家——精確地說包括 Terry Riley、Mike Oldfield、Philip Glass、Steve Reich和La Monte Young等人——他們的目的是讓音樂成為適合所有人的藝術，并且表達他們對于古典作曲技巧的質疑，他們并非潛伏地在樂曲中寫入這種意念，而是相當明白的表達出來。極簡音樂一個與以前的音樂最不同而重要的差異，在于使用一種稱作“out of phase”的技巧，這個技巧的細節(jié)是使用不齊拍的旋律，使兩個以上的旋律主線既分開又結合。它讓演奏者自行決定樂曲的細節(jié)，一個明顯的對比是理查?華格納的萊茵河的黃金，它雖然用了不同的樂段來層疊，符合一個特征，但是它所有的旋律都由一個節(jié)拍控制，是古典的合拍音樂。 極簡音樂家和傳統(tǒng)聆聽者之間常有爭議，批評者認為這種音樂過度重復以及情感上空洞，而支持者則認為這種靜態(tài)的元素在理解樂曲轉進的微小變化相當有優(yōu)勢。即使如此，極簡音樂已經造成非常廣泛的影響，例如并非屬于經典極簡主義的Karlheinz Stockhausen和利蓋蒂。而另外如阿沃?帕特、約翰?塔文納、戈雷斯基等音樂家則開創(chuàng)了所謂精神性的“Holy Minimalism”的領域，尤其是戈雷斯基所寫的三號交響曲是90年代最暢銷的古典音樂專輯。 而從第二波的極簡音樂繼承者開始，這些人又被認為具有一些非極簡音樂的特征。這些人包括約翰?亞當斯和他的學生Aaron Jay Kernis寫作歌劇音樂。極簡音樂此一發(fā)展大大擴張了所謂音樂，以及作曲家和樂曲的領域。 電子音樂 二十世紀的科技進步使得以電子途徑制作聲音成為可能，而這有許多方法，有些音樂家使用插電的樂器來演奏古典樂曲，例如梅桑在許多樂曲中使用馬特諾電子琴；有些70至80年代的音樂家使用合成器、有些電腦時代的音樂家則使用電腦。 還有作曲家放棄樂器而使用錄音帶來創(chuàng)作音樂，錄制音效后，有計劃地將它們放置于音樂之中。Pierre Schaeffer就是這種作法的先驅者，稱作具體或具象音樂。而如Karlheinz Stockhausen則采用純電子途徑來創(chuàng)作音樂。在美國，Milton Babbitt使用RCA Mark II合成器來創(chuàng)作。有時候此種電子音樂又會混合傳統(tǒng)樂器，Stockhausen的“Hymnen”、Edgard Varèse的“Déserts”、Mario Davidovsky的“Synchronisms”是幾個顯著的例子。（不過今日演奏“Déserts”一曲時，有時會省略錄音帶的部份） 在電影音樂方面，Oskar Sala利用特勞烏特琴（Trautonium）替希區(qū)考克的《鳥》一片創(chuàng)作了背景音效；Morton Subotnick也替《2001太空漫游》一片編寫了電子配樂。 幾個著名以電子樂器，演奏古典音樂傳統(tǒng)風格的作品包括： Vladimir Ussachevsky的“Film Music” Terry Riley的“A Rainbow in Curved Air”、“Shri Camel” Morton Subotnick的“Silver Apples”、“The Wild Bull”、“Return” Wendy Carlos的“Sonic Seasonings”、“Switched-On Bach” John Adams的“Light Over Water” Edgar Froese的“Aqua” Edgar Varèse的“Poème électronique” 澤納基斯是另一個使用電腦和電子樂器的現(xiàn)代作曲家，他也自己發(fā)明了一種電子樂器。 Alvin Lucier、Gordon Mumma和David Tudor等人創(chuàng)造了現(xiàn)場演奏電子音樂的形式。 有幾個專攻電子音樂的機構在二十世紀之中崛起，巴黎的IRCAM大概是他們之中最著名的一所研究中心。 簡約音樂家諸如Steve Reich的影響力（特別是“Drumming”一作）明顯影響了后來的人如DJ Spooky他們的作品。這是二十世紀音樂和電子音樂（如trip-hop、trance、drum'n'bass）交互影響的極佳范例。 與爵士樂合流的作品 許多作曲家將爵士樂風格融入了古典作品中，數個著名的例子包括： 蓋希文，Rhapsody in Blue 德布西，Golliwog's Cakewalk (from Children's Corner，1908) 史特拉汶斯基，Ragtime for 11 instruments (1918) 保羅?興德米特，1922 Suite für Klavier 魏爾，Threepenny Opera (1928) 克熱內克，Jonny spielt auf (1926) Bruce Arnold，A Few Dozen (1955) Elie Siegmeister，Clarinet Concerto (1956) 其他潮流 “New Complexity”是當代歐洲的前衛(wèi)音樂潮流，他們的音樂家有Brian Ferneyhough、James Dillon、Michael Finnissy等人。另一個方向朝著器樂技巧和音色的擴張，例如Helmut Lachenmann、Salvatore Sciarrino等人的作品。還有令一個值得注意的潮流乃是“頻譜音樂”，著名的音樂家包括Tristan Murail、Gérard Grisey，還有“后頻譜音樂”的Kaija Saariaho 、Magnus Lindberg等人。 與現(xiàn)代音樂相關的音樂分類 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前 印象主義（Impressionism） 表現(xiàn)主義（Expressionism） 新古典主義（Neo-classicism） 新國民樂派（Neo-nationalism） 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后至1960年代前 序列音樂（Serialism）、整體序列音樂（Total serialism） 偶然音樂（Aleatory music）、隨機音樂（Stochastic music）、不確定性音樂（Indeterminacy music）、無聲音樂（Silence piece）、先鋒派（Avant-garde）、實驗派（Experimental） 電子音樂（Electronic music）、錄音帶音樂（Tape music）、合成器音樂（Synthesizer music）、計算機音樂（Computer music）、噪音音樂（Noise music）、具體音樂（Concrete music） 1960年代以后 第三潮流（Third stream music） 極簡主義（Minimal music，Minimalism） 新浪漫主義音樂（New romanticism） 實驗音樂（Experimental music） 世紀末之前 微分音音樂（Microtone music） 鑲嵌音樂（Collage music） 新音色（New color） 流行音樂（Popular music） 爵士樂（Jazz） 鄉(xiāng)村音樂（Country Music） 搖滾樂（Rock & Roll） 20世紀音樂概述 20世紀的歐洲是一個劇烈動蕩的時代。兩次世界大戰(zhàn)對人類物質和精神文化帶來前所未有的浩劫。自然科學和人文科學的疾速發(fā)展，不斷更新著人們的觀念。社會化的大生產、經濟的大蕭條和迅速增長改變著人們的生活、心理和思維方式。 西方音樂在20世紀呈現(xiàn)出多元化的紛繁局面。對于傳統(tǒng)的懷疑和決裂，不僅表現(xiàn)在對19世紀音樂的反叛，甚至拋棄自文藝復興以來的各種音樂準則。在這個“普通人的世紀”里，作曲家們追求個性的充分展示，他們不再按照同一的思想和方法去創(chuàng)作。即使在一個“主義”或“流派”的旗幟下，不同代表人物的風格也是大不相同。西方音樂自律的性質向極端發(fā)展，音樂放棄傳統(tǒng)審美模式，試驗探索新奇的手段、音響，致使音樂與聽眾的隔閡逐漸加大。當然還有許多作曲家仍然在傳統(tǒng)基礎上繼續(xù)發(fā)展。 一、1945年以前 現(xiàn)代的開端 20世紀第二個十年的頭幾年中，歐洲出現(xiàn)了幾部轟動一時的作品，它們標志著長達一個世紀的浪漫主義的結束，一個奇異多變的新的音樂時代的開始。 在20世紀的藝術之都巴黎，著名的俄羅斯藝術演出經紀人佳吉列夫組織了一批作曲家、戲劇家和畫家，為俄羅斯芭蕾舞團在巴黎的演出季節(jié)，每年推出一些新穎的劇目。面對著巴黎聽眾對于俄羅斯風格音樂的日增的興趣，斯特拉文斯基先后創(chuàng)作了芭蕾舞劇音樂《火鳥》、《彼得魯什卡》，倍受贊揚。但是當他的第三部舞劇《春之祭》1913年首演時，觀眾被原始主義粗野兇猛的音樂和舞臺上演員披著粗麻袋的缺乏傳統(tǒng)美感的舞蹈震驚了，出現(xiàn)了劇場大騷亂的丑聞。 巴爾托在1911年創(chuàng)作的鋼琴曲《猛烈的快板》中，把鋼琴作為打擊樂器，用敲打和捶擊的方法代替鋼琴傳統(tǒng)優(yōu)雅的技巧，加之二度密集音群的和弦，產生了狂暴和駭人的音響。 《月迷彼埃羅》是勛伯格1912年創(chuàng)作的獨唱套曲。人們熟悉的昔日喜劇中的戀愛失敗者、丑角彼埃羅，孤獨病態(tài)，精神恍惚地回憶著過去。象征主義抽象的歌詞，用說與唱緊密結合的“念唱”音調吟出。 這三部相近年代出現(xiàn)的作品代表了20世紀一次世界大戰(zhàn)之前歐洲出現(xiàn)的對傳統(tǒng)歐洲音樂反叛的浪潮。它們無視浪漫主義的熱烈熾情，印象主義的唯美靜觀，甚至千年來形成的音樂美的準則，也被無情地打破了。這三部當初聽眾似乎是無法接受的作品，現(xiàn)在已被認為是20世紀的古典作品，它們代表著上半世紀的一些主要音樂傾向。 新的民族主義音樂 歐洲19世紀興起的民族主義音樂，在20世紀前半葉獲得了新的發(fā)展。20世紀民族樂派的作曲家不再只是依靠傳統(tǒng)的記譜方法記錄民間音樂，他們通過錄音機，新興的民族音樂學的新技術，更精確的記錄下民間音樂的原貌。他們不是把民間音樂中不規(guī)則的地方納入藝術音樂的軌道，而是珍惜這些獨特的品質，并尋求民族的原始音樂靈性。20世紀民族樂派從農村，也從城市音樂文化中吸取營養(yǎng)，他們采用20世紀的現(xiàn)代音樂技法、尖銳的諧和音、打擊樂般的節(jié)奏和古代的調式。 匈牙利的巴托克(Bela Bartok，1881—1945)是新民族主義音樂的杰出代表，他集民族音樂學家、鋼琴家和作曲家于一身。通過對匈牙利民歌的深入考察，他指出“古老的匈牙利五聲音階是中亞、土耳其、蒙古和中國這個五聲音階大中心中的一個分支。”他努力把匈牙利音樂中那“不為人們所知的精神”作為作品的基礎。廣泛融合了古典、浪漫和現(xiàn)代的音樂技法，代表作品：歌劇《藍胡子公爵的城堡》、舞劇《神奇的滿大人》、《管弦樂協(xié)奏曲》和《第三鋼琴協(xié)奏曲》等。 浦賽爾之后的兩個世紀里，英國在音樂上一直默默無聞。以19世紀末的民歌運動為開端，20世紀美國涌現(xiàn)出一批批民族主義精神作曲家。埃爾加(Edward Elgar，1857—1934)的《迷語變奏曲》和清唱劇《杰龍修斯之夢》，被認為是英國音樂復興的標志。威廉斯(Vaughan Willliams，1872—1958)的創(chuàng)作保持著地道的英國民歌風格，音樂語言內在、樸素、諧和，他寫有九首交響曲?；魻査固?Gustav Holst，1874—1934)的大型樂隊組曲《行星》則溶入了斯特拉文斯基的影響，帶有東方神秘色彩。世紀中葉的布里頓(Benjamin Brit-ten，1913—1976)更多地吸收了歐洲各家特色，形成一種折衷的音樂風格，著名歌劇《彼得.格蘭姆斯》音樂抒情、簡樸。 缺乏專業(yè)音樂傳統(tǒng)的美國，從向德國音樂學習、模仿走向成熟。艾夫斯(Charles Ives，1874—1954)一生業(yè)余時間閉門埋頭創(chuàng)作實驗。他用美國傳統(tǒng)音調、復節(jié)奏、復調性和復織體，生動地表現(xiàn)了美國生活的映象。如《新英格蘭的三個地方》、《第四交響曲》。但當人們發(fā)現(xiàn)他富有創(chuàng)造性的音樂時，他已是風燭殘年的老人了。20、30年代美國崛起的第二代作曲家，顯示出美國音樂的真正成熟，如科普蘭、哈里斯、辟斷頓、塞欣斯、湯姆森、斯蒂爾等。格什文與眾不同而成功地將爵士、布魯斯、黑人靈理引入藝術音樂。寫出管弦樂《藍色狂想曲》、《一個美國人在巴黎》，歌劇《波吉與貝絲》。世紀中葉興起的新一代作曲家有：威廉.舒曼、卡特、巴柏、凱奇和巴比特等。 新古典主義 新古典主義是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后，歐洲樂壇時興的一種音樂潮流。戰(zhàn)爭帶來的社會、政治的劇變，心靈的創(chuàng)傷，引起了藝術趨向傳統(tǒng)的回歸。這是一場“返回巴赫”的“新巴洛克主義運動。”新古典主義作曲家仿效18世紀作曲像亨德爾、庫珀蘭、斯卡拉蒂、維瓦爾第等的某些風格。他們以不同于戰(zhàn)前的方式否定著 19世紀。他們極力排斥浪漫主義音樂中那種強烈的主觀性，把巴洛克音樂的客觀、超然的因素作為自己藝術的準則。他們注重復調技法和18世紀音樂體裁形式的運用，在模仿過去音樂風格的同時，采用現(xiàn)代作曲技法。他們努力擺脫文學、繪畫與音樂的聯(lián)姻，提倡純音樂，認為音樂的目的就是要建立起自身的秩序。 斯特拉文斯基(Igor Stravinsky，1882—1971)是新古典主義運動的重要倡導者。這位《春之祭》的作者戰(zhàn)后的新作是芭蕾音樂《浦契涅拉》，這部作品溫靜、古雅的風格與《春之祭》的野蠻、兇猛形成強烈對比，這種風格的急劇轉變令巴黎的觀眾又一次大為驚奇。他歷時30年的新古典音樂風格時期音樂追求客觀、冷漠理智，他認為對藝術控制、限制得越多，研究得越多，它就越自由。然而他還是保持著創(chuàng)作早期歌劇音樂時形成的節(jié)奏的創(chuàng)造性，復調性的和聲對樂器組合的探索等個性。主要作品是：《詩篇交響曲》、《D調小提琴協(xié)奏曲》、舞劇《阿波羅》、歌劇——清唱劇《俄狄浦斯王》、《C調交響曲》和歌劇《浪子的一生》等。 德國作曲家興德米特(Paul Hindemith，1895—1963)幾乎使用了所有的傳統(tǒng)體裁進行創(chuàng)作，并為差不多所有常用的樂器寫出了重要作品。他鉆研文藝復興宗教改革時期到巴赫的復調音樂傳統(tǒng)，偏愛對位的織體和控制得體的不協(xié)調和聲，音樂的抒情性隱含而不外露。 法國作曲家薩蒂(Erik Satie，1866—1925)是德彪西的同代人。他認為法國音樂應該是樸實、簡單、自然、明確、平凡的，他的觀點影響了一代法國作曲家。1920年法國記者科萊的一篇文章標題為“俄國五人團、法國六人團和薩蒂”，其中評論了六位青年作曲家的音樂會。他們是涅格、米約、普朗克、奧里克、杜列和泰費爾。六人團作為創(chuàng)作團體活動的時間不長，他們不同程度上受薩蒂和新古典主義影響，音樂風格發(fā)展傾向卻差異很大。他們的代表性作品有米約的《巴西組曲》、奧涅格的《太平洋231號》和清唱劇《火刑堆上的貞德》。 表現(xiàn)主義 表現(xiàn)主義藝術最早出現(xiàn)在繪畫、詩歌領域，于一次大戰(zhàn)前擴展到音樂領域。表現(xiàn)主義音樂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勛伯格(Arnold Schoenberg，1874—1951)、貝爾格(Alban Berg，1885—1935)和韋伯恩(Anton Webern，1883—1945)三位作曲家，被稱為“新維也納樂派” 20世紀表現(xiàn)主義德奧晚期浪漫主義音樂。像浪漫主義音樂一樣，表現(xiàn)主義力求表現(xiàn)主觀的內心感受，偏愛緊張奇異。而與浪漫主義不同的是表現(xiàn)主義的創(chuàng)作常常源于內心深處強烈的沖動，通過心靈的潛意識對現(xiàn)實的感受進行夸張、變形。它的題材中的現(xiàn)代社會的人，往往處于難以解脫的內心沖突、緊張、焦慮和恐懼之中。 勛伯格的音樂從晚期浪漫主義出發(fā)，逐漸放棄了調性。然而離開了調中心和轉調，也就失去了傳統(tǒng)的音樂組織形式。他通過寫短小的樂曲，依靠音樂以外的文學、戲劇去構成音樂作品的形式。在過渡探索之后，他終于尋找到一種新的代替調性來組織音樂的手法——一種用12個音的作曲方法，這些音只有彼此之間的關系，沒有中心音——主音。每首作品中作曲家把半音階上的12個音按照一定的次序排列，稱為作品的“音列”或“序列”。這個序列中的各音可先后出現(xiàn)形成旋律，可同時出現(xiàn)形成和聲或對位。音列可以倒過來形成倒影，從后向前形成逆行，或倒過來從后向前構成逆行倒彩。其中任何一音在其他十一個音沒有出現(xiàn)之前不得重復，確保12個音同等重要而不突出任何一個音。節(jié)奏音色和力度，可以以任何形式出現(xiàn)。十二音技巧在具體實踐中有各種各樣的變化，但在某種意義上，用這種方法寫的樂曲可以稱作該曲基本音列的無窮變奏。這種擺脫了調性的音樂組織方法，在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后的西方，產生了較廣泛的影響。勛伯格的十二音的代表作有：他的第一部完全用十二音的作品《鋼琴組曲》，他唯一的一部用此技巧為完整的樂隊寫的《樂隊變奏曲》和《華沙幸存者》(為說白、合唱和樂隊而作)等。貝爾格的著名歌劇《沃采克》將古典曲式、主導動機與無調性的音樂和十二音的音樂結合起來，念唱與傳統(tǒng)唱法相間，時常出現(xiàn)調性音響的音列。 這部表現(xiàn)主義風格的歌劇具有強烈社會批判性。韋伯恩把勛柏格的十二音規(guī)則運用得更加徹底、更理性化，因而使他的音樂語言更加抽象，帶有更多的實驗性。 初期的實驗音樂 20世紀上半葉，西方音樂已顯露出實驗性的傾向，作曲家的實驗已不只是停留在樂音的體系之內。他們試圖動搖或超越傳統(tǒng)樂音體系進行創(chuàng)作。 捷克作曲家哈巴(Alois Haba，1893—1973)的創(chuàng)作中大量使用了微分音音樂，即音程的最小單位不是半音音程，而是小于半音的 1/4音或1/6音。他的帶有民族風格的歌劇母親)是以1/4音體系寫成。美國作曲家帕奇(Harry Partch，1901—1974)則把一個八度分為43個音級。他自己動手制作了很多樂器，專門用來演奏他的音樂。微分音音樂由于受到傳統(tǒng)樂器構造的局限，并且超出了一般人的辨音能力，因而沒有太大的影響，但是后來的許多作曲家始終未間斷在這方面的試驗。 意大利世紀初興起的未來主義，強調藝術表現(xiàn)現(xiàn)代機械文明，影響音樂領域出現(xiàn)了短暫的噪音音樂。意大利的魯索洛(Luigi Russolo，1885—1947)聲稱“必須突破純粹音樂的狹窄的圈子”，把日常生活中可聽到的噪音作為音樂作品的基本音響材料。 美籍的法國作曲家瓦雷茲(Edgar Varese，1883—1965)也受到未來主義影響，認為在新的科學時代，音樂應該“從平均律的音階和樂器的限制中解放出來?！彼淖髌贰陡呃忡R》、《積分》、《電離》、《密度21.5》等都與自然科學相關。與噪音音樂不同，瓦雷茲新音響的試驗主要是在打擊樂領域?！峨婋x》中用了約40件打擊樂器和兩個警報器。它沒有旋律，沒有和聲，按不同性質的音色和音響結構而成：金屬的、木頭的、沉重的、輕巧的……50年代，借助新出現(xiàn)的電子設備，他創(chuàng)作了《沙漠》、《電子音詩》等電子音樂。瓦雷茲降低了音高變化在音樂中的作用，而把音色、音響提到首位，這種嘗試對戰(zhàn)后的音樂風格有重要影響。 二、1945年以后 先鋒派與實驗音樂 在1945年以后西方更加紛繁的音樂流派風格中序列音樂最早受到音樂界的廣泛注意。二戰(zhàn)時曾被禁止演出的新維也納樂派的十二音作品，戰(zhàn)后特別引起一批青年作曲家的好感。1946年他們云集達姆施塔特的“新音樂假期訓練班”學習，研究韋伯恩的音樂。拉開了戰(zhàn)后序列音樂發(fā)展的帷幕。十二音音樂的有序性僅表現(xiàn)在音高上。50年代出現(xiàn)的序列音樂，不僅在音高上采用序列手法，在節(jié)奏、力度、音色等方面也同樣采用序列手法，因而它也稱作“整體序列音樂”。韋伯恩的十二音作品《管弦樂變奏曲》把序列原則擴展到節(jié)奏方面，為序列音樂發(fā)展打下基礎，梅西安的鋼琴曲《時值與力度的模式》被認為是第一部直正的整體序列作品。戰(zhàn)后序列音樂重要代表人物是布列茲(Pierre Poulez， 1925—)、斯托克豪森(Karlheinz Stockhausen，1928—)、巴比特(Milton Bab-bitt， 1916—)、諾諾(Luigi Nono， 1924—)等。新古典主義的代表斯特拉文斯基也在50年代轉向序列音樂。整體序列音樂由于其有序的數理實驗性，而消弱了它的藝術可感受性，并且過于限制作曲家的創(chuàng)造力，它在70年代以后便衰落了。很少再有作曲家采用嚴格的整體序列手法作曲。 與音度有序性的序列音樂截然相反的另一個極端——偶然音樂。它強調非理性直覺、偶然性及一時沖動對音樂作品的決定性作用。在創(chuàng)作偶然音樂時，作曲家可以用擲骰子來決定音樂素材，或偶然選擇音響構成樂曲。他們雖然安排樂曲的章節(jié)，但允許演奏者在演奏時自由選擇演奏秩序。因此，演出成為音樂的“偶然”，樂曲每一次演出都會有不同的面貌。偶然音樂的代表、美國作曲家凱奇(John Cage，1912—)的第一首偶然音樂作品《變化的音樂》根據中國《易經》六十四卦，設計出64個音樂圖式(包括音高、時值和音色)，然后采用扔三個硬幣的方法找出相應的六線形及其相應的音樂圖式。鋼琴曲《4分33秒》中凱奇放棄了作曲家和演奏者對作品的控制已達到極端，該作品唯一的音響竟是“演奏”時周圍環(huán)境的聲響。寫作過偶然音樂作品的還有弗爾德曼、布朗和斯托克豪森等。 電子音樂的出現(xiàn)是二次大戰(zhàn)后西方音樂的一個重要進展。磁帶錄音的發(fā)明不僅為儲存和編輯音響提供了方便的工具，也使電子音樂開始變?yōu)榍袑嵖尚小?0年代末巴黎的一批早期電子音樂試驗者，利用錄音磁帶的拼接和放送的各種技巧“具體地”把作品創(chuàng)作在磁帶上，而不是“抽象”地寫在紙上，他們將這種音樂自稱為具體音樂。 1951年西德科隆電臺建立了電子音樂實驗室，他們采用振蕩器發(fā)出的音響把其作為磁帶錄音制作的電子音樂的音響原料。艾默特、斯托克豪森都在此進行過創(chuàng)作。60年代電平控制合成器問世后，大大簡化了電子音樂的創(chuàng)作過程(磁帶創(chuàng)作的電子音樂過程復雜、耗時長)擴大了音響表現(xiàn)的范圍，還可以現(xiàn)場即興創(chuàng)作演奏。美國作曲家蘇博尼克(Morton Subotnick，1933—)的合成器代表作是《月亮上的銀蘋果》。電腦音響合成的出現(xiàn)為電子音樂的展示出更廣闊的道路。 20世紀上半葉，西方音樂很多作品中，節(jié)奏以傳統(tǒng)上的背景地位，突現(xiàn)到前景的地位，成為音樂表現(xiàn)和構成的重要因素。而1945年以后的西方音樂對音色的探索則成為普遍的傾向。創(chuàng)作生涯跨越世紀中葉的法國作曲家梅西安(OlivierMessiaen，1908—)是承前啟后的人物。二戰(zhàn)前他從東方音樂中吸取營養(yǎng)，繼《春之祭》后發(fā)展了20世紀的節(jié)奏方法。二戰(zhàn)以后他轉向音色的研究，許多作品是以他錄下的鳥叫聲為素材，用節(jié)奏和音色表現(xiàn)出原來的色彩。戰(zhàn)后的波蘭作曲家潘德利茨基(Krzysztof Penderecki，1933—)的弦樂曲《廣島受難者的哀歌》以使用新音色、音塊手法而成為廣為人知的作品。匈牙利作曲家利蓋蒂(Gyorgy Ligeti，1923—)的管弦樂曲《大氣層》想創(chuàng)作一種沒有“事件”只有“狀態(tài)”的所謂“非曲式” 音樂。眾多的單個樂器聲部交織在一起，形成稠密的織體音響。在新音色方面探索的作曲家還有希臘的希納基斯、意大利的諾諾、貝里奧、美國的克拉姆。 60年代后期在繪畫、雕刻藝術的影響下，在美國出現(xiàn)了間約派音樂。與高度有序、復雜的序列音樂形成對照，簡約派追求音樂的極度簡樸，他們有意將節(jié)奏、旋律、和聲和配器限制在非常小的范圍內。在印度和印度尼西亞音樂的影響下，他們注意旋律與節(jié)奏的微細變化。 50年代末的第三潮流音樂，將傳統(tǒng)的專業(yè)藝術音樂與民間或流行音樂相結合的一種趨勢。與歷史上同樣傾向不同的是第三潮流保留了民間或流行音樂的即興特點。 70、80年代出現(xiàn)了新浪漫主義，它標致著西方對19世紀浪漫主義音樂厭棄了四分之三世紀以后的一種回潮。新浪漫主義音樂又恢復了音樂的調性、功能、和聲，并注意感情表現(xiàn)，甚至經常引用19世紀浪漫主義作曲家的音樂材料。同時音樂中采用了20世紀出現(xiàn)的更豐富的音樂語言、手法和風格，形成了浪漫主義和現(xiàn)代主義的結合。